由此可知，自媒体直播庭审的内容是有限制的，其必须符合自媒体直播庭审的原则，维系新闻自由与公平审判的平衡。
在美国，显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比英国法官要大很多，对于新闻记者能否在法庭上使用自媒体也完全由法官自主决定。本文受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审判理论重大课题《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与舆论监督关系》和西南政法大学2012年校级重大课题（2012—XZZD01）的资助。
（二）不得鼓掌、喧哗、哄闹、随意走动。在指导意见中指出记者和法律评论员由于受过良好的训练，一般不会超出司法报道的界限，不会对正常的司法活动造成干扰，故记者和法律评论员无需申请即可直接对庭审进行实时报道。首先，在英国使用自媒体直播庭审的主体可以是记者或法律评论员也可以是普通民众。另一方面，自媒体的发展在给新闻自由带来更大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为法院提供了通过充分利用自媒体进一步推进司法公开、树立法院公信力的机会。如何合理使用这把双刃剑，英国、美国的立法司法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从立法上定义记者是一个十分棘手却又无法避免的问题。其次，法官拥有控制庭审的绝对权利，因此法官对自媒体在庭审中的使用拥有自由裁量权。在这些案件中，法院直接援引上述命题作为裁判依据，最终裁判结果基本上是 妥当的。
就此而论，断言法不禁止皆自由实过于轻率。本文的主旨即在深入该命题背后，揭橥其真容，呈现其价值，以避免其运作中的偏差。[41]参见刘俊海：《现代公司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150页。二、法不禁止皆自由的内在机理 强制性规范包括以否定性限制为内核的消极义务规范或禁令与以肯定性限制为内核的积极义务规范或指令。
因此，这两个命题大体上能深刻地反映出公私法之间的差异。该法颁布后，我国学界对之多持肯定态度，有学者指出，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均可抵押，实现了从法无规定即违法向法无禁止即合法的转变，体现了物尽其用的原则。
由于个人有能力为自己做决定，因而国家的任务就是确保每个人都有公平的份额和机会，每个人可以运用这些资源自己去决定何种目标值得追寻。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而公序良俗则是游离于法之外的社会主流道德，能不能成为法进而能否作为裁判依据还需依个案具体判断。虽然一如哈贝马斯所述，在多元主义的现代社会中，全方位世界观和有集体约束力的伦理规范瓦解了，而残留下来的后传统的良心道德，显然是由民主的立法程序提供的，[68]但民主的立法程序却未必能保证法的正当性。
[6]对这一命题的进一步理解，须注意以下问题： （一）什么禁止 任何法律中都可能包含禁止性规范，因此，这一命题中的法当指整个法秩序，但禁止一词含义的界定则颇费周章。[39]参见崔建远：《合同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67-368页。[70]一般性意谓规范必须是抽象的，而非具体或特别的。虽然该命题与私人自治原则在精神气质上高度契合，但相较于后者，它仍有一些特质从而凸显其优越性。
法定主义似乎是所有定分性质权利的宿命。就不具有规范性的事实行为而言，所谓法不禁止皆自由意谓法不禁止（事实行为）皆合法，而具有规范性品质的法律行为则不能被如此解释。
该制度通过将表意人在相对人欺诈、胁迫或乘其危难等情形下所为的意思表示论断为效力瑕疵，对相对人（实系对任何人）提出了不得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消极性义务。相较于前二者，法理仅处于间接法源地位，对裁判案件只发挥辅助或补充作用。
[63]程啸：《物权法对抵押权制度的六个重要改进》，《检察日报》2007年3月26日，第3版。如《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即为肯定性规范。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6条规定，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不得拋弃。因此，就法律行为而言，法不禁止皆自由的意涵，并非法不禁止（法律行为）皆合法，而是法不禁止（法律行为）皆有效。[73]Tom G. Palmer, Realizing Freedom: Libertarian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 p.2. [74]Andrew Altman, Critical Legal Studies: A Liberal Critiqu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26. [75]Brian Z. Tamanaha, On the Rule of Law: History, Politics, Theory,p.90. [76]威尔·金里卡、卞绍斌：《当代政治哲学前沿：多元立场、公民身份与全球视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2期。[24]就具体的要件而言，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显属禁令。
[46]参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穗中法民三初字第432号。否定性规则虽威胁使用强制，但它仅为否定性的强制，强制实处于隐忍不发的状态，行为人无需任何积极行为即可满足其要求。
只要未列入名单，企业和个人都有权进入。成文法外延宽狭的不同会对个人的行为自由产生影响。
[32]曼弗雷德·沃尔夫：《物权法》，吴越、李大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28页。在其他案件中，该院亦以同样理据作出裁判，分别参见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鱼民初（一）字第7号、第8号、第1106号判决。
将世界各国普遍允许的劳务、商誉、特许经营权等剔除于出资形式之外，弊大于利，有失轻率。在立法中禁令不足、行为虽不违反禁令但违反公序良俗等情形，以及法定主义模式的作用领域，该命题的适用受到限制。要践行自治，不是仅靠喊几声法不禁止皆自由的口号即可达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清晰的规范较含糊不清的规范更能提供充分的自由领域。
毫无疑问，在这种政府简政放权、激活市场的改革背景之下，法不禁止皆自由命题将会获得更为广阔的存续空间与作用舞台。法无明文禁止即许可，故原、被告签订的保证合同不违背我国内地法律和公共利益，依法应认定有效。
不关注平等自由赖以实现的法律制度框架（the legal/institutional framework within which equal freedom can be realized）的观点太幼稚了，[5]皆自由的前提就是法不禁止。成文法规范与公序良俗本身就不同，一为法律上的规范，一为社会中自然形成的规范（道德规范），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机制，以一个笼统、广阔的法概念涵盖不同形态的规范，抹杀了成文法规范与道德规范的分际。
（三）何种自由 命题中的自由是一个关键性概念，但自由具有多义性，应予辨识，对该自由的理解不能忽视以下要点： 1.自由意谓保留而不作评价 法不禁止要区分为两种情形：一是由于一些行为全然没有法律意义，进而形成法律上的空白，如吃饭、穿衣等日常行为与法律完全无涉。再如就物权而言，从技术的层面来看，它是藉由财产法律行为创设的，而财产法律行为可二分为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
2.立法者对命题的运用 虽然我国现行法就法不禁止皆自由未设明文规定，但在规范制定或修改中， 立法者有时却会将其作为重要的指引。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如政府透过法律来治理的限制，使形式化的自由权具有重要意义，即没有被禁止的事，人们有做的权利。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后认为，抵押行为属于民事行为，只要法律未规定不得抵押的财产都可以抵押，建议将草案第180条关于可以抵押的财产的规定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抵押的其他财产修改为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
要真切地实践通过禁令的最大化自治空间，禁令应具有以下一般品质： 第一，禁令应具有蕴含在法律中并成为评价法律标准的内在道德，即禁令需具备一般性或普遍性、公布、可预测性或非溯及既往、明确、不矛盾、可为人遵守、稳定性、官员行为与已公布的规则的一致性等因素。法不禁止皆自由命题契合了私人自治原则容许最大的自治空间的意旨，与私法的本质若合符节。
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立法多消极地以负面列表的方式规定法律行为所不应有的内容。这一观点中，有关法不禁止皆自由原则应受限制的看法是妥当的，但试图通过放宽法律的概念来涵盖风俗、道德或习惯等法律外规范的解决方案则难谓妥当。
[81] 第四，禁令应具有底线性。当事人当然不可以法未禁止为由而以约定抛弃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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